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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新聞
作者: y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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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1 16:00:35
司法拍賣制度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自1991年強制拍賣制度正式確立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對司法拍賣進行了大膽探索和創新。2012年初，隨著《關于人民法院委托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的正式施行，司法拍賣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改革漸深化
引入第三方平臺、電子競價、互聯網交易成為明確方向
作為執行措施的強制拍賣制度，是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正式頒布時確立的。過去20年間，司法拍賣朝著制度規范、程序透明、技術成熟、機制健全的方向邁進：從原來法院自行拍賣，到委托拍賣機構；從隨意指定拍賣機構，走向嚴格規范選定程序；從委托工作由法院審判、執行部門負責，走向由司法輔助部門負責……
一方面，拍賣作為一種資產變現形式，通過公平競價充分挖掘標的物的價值，最大限度地實現當事人權益方面的作用越來越不可替代。但不容忽視的是，現行司法拍賣機制仍存在職權職責配置不當、權力過度集中等缺陷。
信息不公開、出口不通暢、拍賣標的物招商推介信息“水分”太多，為暗箱操作、流標賤賣、職業控場埋下隱患；個別拍賣機構故意泄露競買人信息，為圍標、串標和職業控場提供可乘之機。制度上的不完善導致了司法拍賣增值率、成交率“兩低”現象比較突出，既損害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也影響了司法拍賣的公信力。
隨著近年涉訴資產處置總量的快速增長，司法拍賣越發成為各方利益競相追逐、各種“潛規則”滋生的敏感區域，腐敗案件迭出。近年來人民法院查處的違法違紀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執行領域，而其中約70%又發生在資產處置特別是司法拍賣環節。司法拍賣改革的深化勢在必然。
如何讓權力尋租在司法拍賣領域無所遁形，讓司法公正在拍賣領域全面彰顯？
“深化司法拍賣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更加公開、公平和公正，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來實現拍賣標的價值最大化。”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表示，要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強化科技支撐，構建起科學、規范的運行機制；通過劃分法院、交易平臺、中介機構的職能職責，強化監督制約；通過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為報名、競價、結算等活動以及保密、公開等相關要求提供技術保障。
2012年1月《關于人民法院委托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實施后，由最高人民法院組建的“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于2月8日正式開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今后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發布要全部納入“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并依托網站提供網上報名、網上競買甚至網上遠程結算等服務。此外，各地法院還要抓緊確定和建設具有良好信譽、功能完善的交易場所。這意味著，引入第三方平臺、以電子競價取代“擊槌成交”、實現互聯網交易，被明確為新一輪司法拍賣改革的方向。
探索見實效
信息更公開、程序更透明，成交率和增值率顯著提高
將司法拍賣推向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能否切實解決當下存在的問題？從重慶等地法院在過去幾年的改革探索中，可以找到答案。
自2009年4月起，重慶法院將所有涉訴資產的司法拍賣全部納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并逐步推動電子競價。這種拍賣模式下，“重交所”作為交易平臺，負責提供拍賣場地、發布拍賣信息、代收保證金手續，并代拍賣機構與競買人簽訂競買協議；拍賣機構受法院委托，與“重交所”合作，按照委托書要求實施拍賣，并承擔擬制拍賣公告、主持拍賣會、出具拍賣成交報告或流標報告等職責；法院則對拍賣過程中的重點環節把關監控。
“在人民法院與拍賣機構之間引入‘重交所’這個第三方交易平臺，相當于在‘法槌’與‘拍賣槌’之間設置了一道隔離帶，改革前存在的圍著法院、法官‘攬業務’的現象已根本杜絕。”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余捷告訴記者，改革之后，重慶全市法院未發生一起司法拍賣違法違紀的案件。
讓涉訴資產處置交易價格最大化，是司法拍賣的最終目的。然而改革之前，司法拍賣的成交價大多數低于評估價，且流標現象嚴重，拍賣成交率不到20%，成交價則平均縮水30%。全面實施電子競價，成為重慶法院破解司法拍賣成交率、增值率“兩低”現象的有效途徑。
日前，記者在“重交所”見到了這種與傳統的“擊槌成交”截然不同的競價場景：競買人被安排在不同區域內通過點擊鼠標獨立競價，且以編號方式隱名參加，不受外界干擾；各競買人的競價數據在面向公眾的電子屏全程同步顯示，對外公開。按照規則，競價階梯和加價幅度事先設定，競價一旦開始則系統自動運行，不再有人為因素滲入。
一個細節可以證明這種新拍賣方式的受歡迎程度。按重慶高院規定，對10萬元以上標的物拍賣，一律采取電子競價。施行一段時間后，許多參與10萬元以下標的物的競買人，也主動要求采取電子競價。
2010年12月，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重慶法院又與“重交所”等部門，啟動了司法拍賣互聯網競價系統，使發布、報名、競價、結算等拍賣環節都能在互聯網上進行，突破了原來局域網因場地、設備對競買人數的限制。由于競買人范圍擴大，競價程度加深，司法拍賣的成交率、增值率也隨之得到進一步提高。通過互聯網競價，“唐家坨鐵山坪林場”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拍賣，以2008.48萬元成交，增值率達319.76%，為改革以來增值率最高的項目。
據統計，自改革啟動以來，重慶全市法院共實施司法拍賣1396宗，成交1135宗，成交額53.5億元，總成交率達到了81.3%，已成交項目平均增值率達到了13.6%。
在全國，南京、杭州、廣州、長春和北京等地也推進了類似的改革，并取得成效。“實踐證明，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有助于擴大拍賣信息的公開程度，有助于落實對競買人信息的保密要求，有助于強化對拍賣過程的全程監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蘇澤林表示。
放權不放任
法院仍要嚴格把關、加強監管，確保新機制發揮作用
引入新的產權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之后，法院從具體的拍賣事務中超脫出來。然而，要使司法拍賣朝著科學、規范、公開、透明的方向繼續前行，法院還需加強對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的監督，確保新的運行機制發揮應有作用。
對拍賣機構實施有效監管，是拍賣工作公正進行的核心。來自重慶高院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2月，重慶市共有拍賣機構98家，但具有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評定的A級及其以上資質的僅20家，拍賣機構良莠不齊，行業競爭惡性無序。改革之初，重慶對申請拍賣機構的資質等級、執業信譽、經營業績等進行了初審、公示、復審后，才授予相應資格，并向社會公布。重慶此后還對拍賣資質實行了動態管理，啟動了末3位取消資格和擇優增補機制。
“中介機構如發生操縱競價、惡意串通、泄露競買人信息等問題，要剝奪其參與司法拍賣的資格；對于效率低下、績效較差的中介機構，也要通過公平透明的機制將其淘汰出局。”沈德詠認為，在全面推行隨機搖號選定拍賣機構的同時，要建立違規拍賣懲戒制度，確保司法拍賣始終在運行規范、品行良好的拍賣機構進行。
除監管拍賣機構外，確定和建設具有良好信譽和功能完善的交易場所也是下一步法院工作的重點。最高人民法院對交易場所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如要能提供拍賣場地，能承擔司法拍賣服務性事務工作，能完成對拍賣全程錄音錄像，能加大對拍賣標的物的宣傳，能代表法院對拍賣活動全過程實行有效的監督等等。
例如重慶法院指定的“重交所”，是全國第四家央企產權交易試點機構，在平臺管理、信息發布、硬件配備、拍賣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最高人民法院建議各地因地制宜確定交易場所，并鼓勵在方便、快捷的原則下，利用“重交所”之類的機構作為涉訴資產的交易場所。
“傳統拍賣方式下，法官和拍賣機構均掌握競買人信息，容易泄密。改革后，競買人報名時不再與拍賣機構簽訂協議，而是跟管理規范性更強的重交所簽訂，其信息只有重交所負責此次拍賣的項目經理一人知曉。”余捷告訴記者，改革后司法拍賣的保密機制更趨完善，保密責任更易落實。
“在此過程中，尤其要把握好兩個環節：一是保證金賬戶管理環節，二是對標的物查看過程的規范與限制。”蘇澤林認為，嚴格限制拍賣前的保證金賬戶查詢行為，及安排不同時間、不同人員陪同競買人查看標的物，是日后做好競買人信息保密的關鍵。
在司法拍賣的公告、報名等節點嚴格把關，對拍賣的現場競價、交付等重點環節實時監控，對拍賣宗數、成交率、增值率、平均競買人數等指標進行動態監控，加強保障網絡交易技術安全……新形勢下，法院在司法拍賣中的職責依然很重。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要做到“放權不放任，使整個司法拍賣工作始終在法院的主導下有序公正地推進。”本報記者 劉志強
來源：人民日報
改革漸深化
引入第三方平臺、電子競價、互聯網交易成為明確方向
作為執行措施的強制拍賣制度，是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正式頒布時確立的。過去20年間，司法拍賣朝著制度規范、程序透明、技術成熟、機制健全的方向邁進：從原來法院自行拍賣，到委托拍賣機構；從隨意指定拍賣機構，走向嚴格規范選定程序；從委托工作由法院審判、執行部門負責，走向由司法輔助部門負責……
一方面，拍賣作為一種資產變現形式，通過公平競價充分挖掘標的物的價值，最大限度地實現當事人權益方面的作用越來越不可替代。但不容忽視的是，現行司法拍賣機制仍存在職權職責配置不當、權力過度集中等缺陷。
信息不公開、出口不通暢、拍賣標的物招商推介信息“水分”太多，為暗箱操作、流標賤賣、職業控場埋下隱患；個別拍賣機構故意泄露競買人信息，為圍標、串標和職業控場提供可乘之機。制度上的不完善導致了司法拍賣增值率、成交率“兩低”現象比較突出，既損害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也影響了司法拍賣的公信力。
隨著近年涉訴資產處置總量的快速增長，司法拍賣越發成為各方利益競相追逐、各種“潛規則”滋生的敏感區域，腐敗案件迭出。近年來人民法院查處的違法違紀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執行領域，而其中約70%又發生在資產處置特別是司法拍賣環節。司法拍賣改革的深化勢在必然。
如何讓權力尋租在司法拍賣領域無所遁形，讓司法公正在拍賣領域全面彰顯？
“深化司法拍賣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更加公開、公平和公正，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來實現拍賣標的價值最大化。”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表示，要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強化科技支撐，構建起科學、規范的運行機制；通過劃分法院、交易平臺、中介機構的職能職責，強化監督制約；通過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為報名、競價、結算等活動以及保密、公開等相關要求提供技術保障。
2012年1月《關于人民法院委托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實施后，由最高人民法院組建的“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于2月8日正式開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今后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發布要全部納入“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并依托網站提供網上報名、網上競買甚至網上遠程結算等服務。此外，各地法院還要抓緊確定和建設具有良好信譽、功能完善的交易場所。這意味著，引入第三方平臺、以電子競價取代“擊槌成交”、實現互聯網交易，被明確為新一輪司法拍賣改革的方向。
探索見實效
信息更公開、程序更透明，成交率和增值率顯著提高
將司法拍賣推向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能否切實解決當下存在的問題？從重慶等地法院在過去幾年的改革探索中，可以找到答案。
自2009年4月起，重慶法院將所有涉訴資產的司法拍賣全部納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并逐步推動電子競價。這種拍賣模式下，“重交所”作為交易平臺，負責提供拍賣場地、發布拍賣信息、代收保證金手續，并代拍賣機構與競買人簽訂競買協議；拍賣機構受法院委托，與“重交所”合作，按照委托書要求實施拍賣，并承擔擬制拍賣公告、主持拍賣會、出具拍賣成交報告或流標報告等職責；法院則對拍賣過程中的重點環節把關監控。
“在人民法院與拍賣機構之間引入‘重交所’這個第三方交易平臺，相當于在‘法槌’與‘拍賣槌’之間設置了一道隔離帶，改革前存在的圍著法院、法官‘攬業務’的現象已根本杜絕。”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余捷告訴記者，改革之后，重慶全市法院未發生一起司法拍賣違法違紀的案件。
讓涉訴資產處置交易價格最大化，是司法拍賣的最終目的。然而改革之前，司法拍賣的成交價大多數低于評估價，且流標現象嚴重，拍賣成交率不到20%，成交價則平均縮水30%。全面實施電子競價，成為重慶法院破解司法拍賣成交率、增值率“兩低”現象的有效途徑。
日前，記者在“重交所”見到了這種與傳統的“擊槌成交”截然不同的競價場景：競買人被安排在不同區域內通過點擊鼠標獨立競價，且以編號方式隱名參加，不受外界干擾；各競買人的競價數據在面向公眾的電子屏全程同步顯示，對外公開。按照規則，競價階梯和加價幅度事先設定，競價一旦開始則系統自動運行，不再有人為因素滲入。
一個細節可以證明這種新拍賣方式的受歡迎程度。按重慶高院規定，對10萬元以上標的物拍賣，一律采取電子競價。施行一段時間后，許多參與10萬元以下標的物的競買人，也主動要求采取電子競價。
2010年12月，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重慶法院又與“重交所”等部門，啟動了司法拍賣互聯網競價系統，使發布、報名、競價、結算等拍賣環節都能在互聯網上進行，突破了原來局域網因場地、設備對競買人數的限制。由于競買人范圍擴大，競價程度加深，司法拍賣的成交率、增值率也隨之得到進一步提高。通過互聯網競價，“唐家坨鐵山坪林場”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拍賣，以2008.48萬元成交，增值率達319.76%，為改革以來增值率最高的項目。
據統計，自改革啟動以來，重慶全市法院共實施司法拍賣1396宗，成交1135宗，成交額53.5億元，總成交率達到了81.3%，已成交項目平均增值率達到了13.6%。
在全國，南京、杭州、廣州、長春和北京等地也推進了類似的改革，并取得成效。“實踐證明，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有助于擴大拍賣信息的公開程度，有助于落實對競買人信息的保密要求，有助于強化對拍賣過程的全程監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蘇澤林表示。
放權不放任
法院仍要嚴格把關、加強監管，確保新機制發揮作用
引入新的產權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之后，法院從具體的拍賣事務中超脫出來。然而，要使司法拍賣朝著科學、規范、公開、透明的方向繼續前行，法院還需加強對交易場所和網絡平臺的監督，確保新的運行機制發揮應有作用。
對拍賣機構實施有效監管，是拍賣工作公正進行的核心。來自重慶高院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2月，重慶市共有拍賣機構98家，但具有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評定的A級及其以上資質的僅20家，拍賣機構良莠不齊，行業競爭惡性無序。改革之初，重慶對申請拍賣機構的資質等級、執業信譽、經營業績等進行了初審、公示、復審后，才授予相應資格，并向社會公布。重慶此后還對拍賣資質實行了動態管理，啟動了末3位取消資格和擇優增補機制。
“中介機構如發生操縱競價、惡意串通、泄露競買人信息等問題，要剝奪其參與司法拍賣的資格；對于效率低下、績效較差的中介機構，也要通過公平透明的機制將其淘汰出局。”沈德詠認為，在全面推行隨機搖號選定拍賣機構的同時，要建立違規拍賣懲戒制度，確保司法拍賣始終在運行規范、品行良好的拍賣機構進行。
除監管拍賣機構外，確定和建設具有良好信譽和功能完善的交易場所也是下一步法院工作的重點。最高人民法院對交易場所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如要能提供拍賣場地，能承擔司法拍賣服務性事務工作，能完成對拍賣全程錄音錄像，能加大對拍賣標的物的宣傳，能代表法院對拍賣活動全過程實行有效的監督等等。
例如重慶法院指定的“重交所”，是全國第四家央企產權交易試點機構，在平臺管理、信息發布、硬件配備、拍賣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最高人民法院建議各地因地制宜確定交易場所，并鼓勵在方便、快捷的原則下，利用“重交所”之類的機構作為涉訴資產的交易場所。
“傳統拍賣方式下，法官和拍賣機構均掌握競買人信息，容易泄密。改革后，競買人報名時不再與拍賣機構簽訂協議，而是跟管理規范性更強的重交所簽訂，其信息只有重交所負責此次拍賣的項目經理一人知曉。”余捷告訴記者，改革后司法拍賣的保密機制更趨完善，保密責任更易落實。
“在此過程中，尤其要把握好兩個環節：一是保證金賬戶管理環節，二是對標的物查看過程的規范與限制。”蘇澤林認為，嚴格限制拍賣前的保證金賬戶查詢行為，及安排不同時間、不同人員陪同競買人查看標的物，是日后做好競買人信息保密的關鍵。
在司法拍賣的公告、報名等節點嚴格把關，對拍賣的現場競價、交付等重點環節實時監控，對拍賣宗數、成交率、增值率、平均競買人數等指標進行動態監控，加強保障網絡交易技術安全……新形勢下，法院在司法拍賣中的職責依然很重。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要做到“放權不放任，使整個司法拍賣工作始終在法院的主導下有序公正地推進。”本報記者 劉志強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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